吴月霖谈李可染：红色意识形态框架下的大师

作者：吴月霖

1942年毛泽东主持召开文艺座谈会，就把暴露和歌颂并列为文艺作品的基本内容和文艺工作者的基本立场。暴露为批判过去，否定过去，过去就是落后。歌颂为赞美现在，现在就是进步。未来没有悲剧的地位，只有欢乐美好的天堂。

歌颂进步的红色意识形态，让艺术家们取拥抱社会生活， 1956年，李可染为变革山水画，行程万里，旅行写生。把绘画的意义看做重于绘画本身，不是为了绘画而绘画，而是为了社会歌颂的责任而绘画。这个时期，几乎所有的画家，都是关怀国家社会人民，唯独没有自我的表达。
红色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实践，而最主要的，红色意识蔑视个性。
如苏联别尔佳耶夫所言：“马克思对人、对人的个性的蔑视是无限的，对于他来说，具有内心世界的人是不存在的，个性没有任何价值，虽然人类﹙成为人类的无产阶级﹚的利益和幸福、他根据必然性的规律制定的制度成了他的理想。“而艺术在红色思想的控制下，如果有个性无法生存，不迎合它，做到个性使然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一套新的文艺准则，一套阶级意识的霸权，一个约束个性的时代，形成了日后多年艺术家难以挣脱的枷锁。
意识形态强大，艺术价值萎缩，画家几乎很自觉的在画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作品。李可染也自觉不自觉的逢迎了意识形态。

没有七情六欲的画家还是画家吗？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对问题的提法过于简单，也不够深刻，为了达到普遍的团结一致，仅仅机械的把人们结合在一起是不够的。李可染的个人自由被压抑了，符合了马克思主义以为的历史发展规律，力求按照意识形态教条的要求，去反映那个“伟大时代”。主体自我被摒弃，被排除。
他所师承黄宾虹齐白石的笔法，结果画出来的也是形而上，比较表面，大众，笔墨不够丰富，作品缺少黄宾虹的气韵流动，缺少齐白石的自然情趣，显得呆板保守。其艺术线条做作，夸张，不够自然，不够丰富，并不是上乘之艺术。
李可染曾说：“所贵者胆，所要者魂。”他的胆气也不足以突破时代的限制，他的灵魂也没有在笔下凸显。纵观李可染的作品，其艺术自由丧失，其主体自我被吞没，其画作成为了毛泽东思想意识形态的形象转达，无不带有歌颂政治宣传性。英国奥兹本认为：“换一种说法，政治宣传，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不仅是一种艺术，也应当是一种科学。”艺术家成为了政治宣传的工具。
李可染只是一味歌颂，赞美生活，绝不敢怀疑突出主观自我。如果突出自我，意识形态绝不容忍。
整个画坛是在“毛泽东思想意识形态框架下”，没有个人的向往追求，用刘再复的话说：“社会” 意念已完全压倒生命意念。用在李可染身上，我觉得政治意念已经压抑了自我个性。画作，与自我的内在生命没有关系。
那些山水画，不是石涛笔下的恣意，不是八大笔下的自我，不是徐青藤笔下的怪诞，没有个性意识，只是阶级与政治意识形态。

苏立文甚至谈到了艺术家长期陷于监禁，以至于思想麻痹，无人敢越雷池一步。在毛泽东思想意识形态时期，艺术自由根本是不存在的。
这样的意识形态，对艺术而言，简直是灭顶之灾。而刘再复认为，而中国文化则因为强调群体的互相依存的一面而取消了个性。在这种文化基础上，本世纪的下半叶，大陆又把群体性中的阶级性和组织性强调到极端，以为个性只能腐蚀高度集中的政权而没有看到个性在保持社会活力方面的意义。
在社会史上，压制是具有根本的重要的。在红色意识形态时代，吴冠中曾因为对塞尚推崇饱受摧残，反过来看，李可染在重压之下，能够画出比他人多一点生命自然的山水，实属不易。
奥兹本的《弗洛伊德和马克思》中写道：“马克思主义者，若于人类生活的主观方面一无所知，将永远是片面的。”
主体的我，早该走到艺术中间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