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月霖谈石鲁：疯中更显真性情

作者：吴月霖

而在解放后三十年间，特别是十年浩劫， “人间”变成“牛棚”，人的价值与人的尊严受到了史无前例的侮辱与摧残，自我被忽略，想象被扼杀，灵性被屏蔽。画家石鲁同样遭到迫害。病魔，折磨着他，他依然追寻着纯真的艺术境界。

那个时代，只认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艺术。
法国罗斯·狄更斯在《艺术，怎么一回事？》书中写道：“新的共产主义政权更喜欢有英雄工人的宣传形象，这种风格后来被称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如同波兰瓦迪斯瓦夫·塔塔尔凯维奇在《西方六大美学观念史》写道：“在马克思主义里，写实主义就被当作现实的反映来看待。”
再看看，《被禁锢的头脑》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方面提倡对徒具形式的道德观采取一种“正确”的怀疑态度，另一方面则曲意逢迎独裁者的利益，对独裁者有利的就是正确，对独裁者有害的就是错误。一切价值判断都以这个出发点为依据。

在提倡现实主义的年代，展现新社会完美无瑕的疯狂年代，画家石鲁的艺术，不拘泥于限制，自然不能迎合时代的需要，当时人们总想用“野、怪、乱、黑”贬低他，他不能为大众喜闻乐见，人们称他为“疯子”。
实际上，石鲁拥有的是巨大的自我力量。他能够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牢笼中解他放出来，能够从意识形态的舆论中挣脱出来，画面张扬自我意识，笔法追寻自由生命。
我以为，石鲁的艺术，像悬崖边盛开的花朵，像荒漠中的胡杨，震撼我心。

他在艺术难以生存的苦难环境中，追寻着真实的自我，苦难中的存在的艺术激情，弥足珍贵。

《西方六大美学观念史》写道：“艺术功效不在表现，而在感动。”
石鲁有一颗倔强不屈的灵魂，有一颗真璞自然的性情。
黄河之水，在他笔下流淌着冲动，画面，赋予了生命激情。
当时，别的画家，按照社会意识形态的规范，从政治的角度去从事艺术。只有石鲁，反叛世俗，特立独行。
在反叛的背后，蕴含着石鲁对生命对世界的更深沉的眷恋和更深刻的领悟。
对他来说，艺术不仅仅是现实主义，而是抒发生命存在的一种方式。

其山水作品。
《嘉陵春秋》，画面上方山的形象模糊，山的线条粗犷，画面下方，黛瓦白墙的民舍清晰，清晰与模糊，视觉产生一种冲突与和谐。中间的江水为虚笔，空白处飘着几处渔舟，稍显宁静。
宁静，推荡着石鲁心灵的奔放。
或者河流流淌着漩涡，木舟在水面沉浮。
或者山只是皴擦着枯墨，略施淡笔，以干笔画山，一片枯朽。水激烈旋转着，不安狂躁着，仿佛流淌着飞扬灵动的情怀。
其人物写生。
一九五六年写生于埃及，白衣非洲男子，眼神流露的是惆怅不安甚至迷茫。
回头看大背景，大时代。

一九五六年，只有石鲁用心灵去感知人的细微内心。
画家们要么画举国欢庆的场面，要么画众人狂欢的假面模样，要么颜色鲜艳的领袖画面。
社会像忘记了生命本来存在的阴暗面。
石鲁的艺术，独立于时空之外。
他画出了一个端坐，一手托着脸庞，一手撑着膝盖的男子，我看到，人的孤独之感，弥漫画面。生之欢乐少，痛苦多，希望少，失望多，生命的意义到底为何，男子似乎难以领悟。
石鲁，也是迷惘的。

我将上世纪五十年代甚至更久时间的当时流行作品拿来，与石鲁一番比较。
别人，只是一种宣传画，石鲁的，像一位为世俗不容的天才，孤身与时代为敌，在自己的艺术领域，孤芳自赏。如海明威所言：“每一个人在这世界上都受挫折，有许多人后来反而在折断的地方长得最结实。”石鲁，战胜了时代给予艺术的挫折。他似乎需要时间，他的艺术，敌不过当时，敌得过时间，时间，让石鲁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尊重。
我听见初春梁溪窗外的玉兰花树在呻吟。
灰色的天空，焰火在幸福的闪烁。那时，石鲁是否也在一间孤独的房子里望着喧闹的外面？他孤僻忧郁急躁，在旁人眼里，是个神经病。命运给石鲁考验是不少，石鲁真的发狂了，大众认为，他是怪人，他是疯子。在那幸福和平美好充斥大脑的时代，他在提倡平庸现实主义艺术的世界坚持自我。
或许，他认清了那些投机取巧者得虚假面目，唯心失去自我的年代，他越发孤独了。
石鲁，他是热爱石涛和鲁迅的石鲁。
他笔下诞生的，即便是歌颂时代的主题，也会使人感到热烈与不安，在这些为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上，石鲁画出了一种说不出的自我。
他在时代不允许艺术表达自我的政治下，画出了艺术的独立高度。
原来，世人所谓的“疯子”，更显艺术的真性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