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月霖谈李可染：红色意识形态框架下的局限

吴月霖谈李可染：红色意识形态框架下的局限
作者：吴月霖

英国迈克尔·苏立文在其《中国艺术史》中写道：
“在有限的艺术创作空间，中国艺术家还时常受到政治变化和摇摆的影响。1956-1957“百花齐放”时稍显宽松，但1957-1960年的“反右”和“大跃进时期”又变得紧张起来。即使如此，这一时期也产生了不少艺术佳作，尤其以在北京的李可染……”
李可染，当代著名画家。他的作品，如今市场上亿一幅，价格确实让许多艺术家倾倒。
在美术史上，李可染有着不可取代的位置，在众人叫好一片的同时，不能过于夸大李可染艺术本身，我们不能被价格高所蒙蔽，价格不等于艺术。应该看到，李可染作品中存在着艺术局限，也是那个时代艺术所普遍存在的局限。
先看时代。改革开放之前，解放以后，我简称为“红色意识形态”。红色思潮“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进步”“乌托邦理想”为价值观念。这个时期，艺术作品缺少审美价值，更多服从于政治意识形态。如刘再复所言：人不能成为自己，而属于他人﹙特别是属于领袖﹚，属于组织，属于外在的政治运动：人的功能只剩下 “服从”，而失去主体“选择”的权利和功能。




艺术，遭到了集权控制。
于是，一大批艺术家服务于单化的、机械的、唯物主义的“红色意识形态”世界观。李可染作为时代的一份子，也无法特立独行。其艺术主要表现在对现实态度的双重奴性：第一，他们竭力奴隶般的摹写现实的种种现象，第二，他们尽量同样奴隶般的服务当前的迫切问题，满足眼下的社会情绪，宣扬流行道德，认为这样做能使艺术变得有益。﹙弗·谢·索洛维约夫﹚在此，我不想否定李可染的艺术水准，也不想参与政治是非，我只想从艺术本身出发，对李可染艺术做最直接的批评。
取材。他的作品《万山红遍》，塑造了红色时期的典型山水，渲染绚丽热情似火的社会理想，抒发了明亮似火如梦的幻觉。画面乐观向上的，令人振奋。每一个人看到了，都会沉浸于兴奋的状态。这是一个和谐幸福的世界，接近理性，接近歌颂。
在这大好河山，看不到现实中红色革命存在的暴力行为、虚假口号等等，春光明媚的世界里，集体化时期的痛苦和死亡是根本想象不到的。作品意义必须超越画面而被读取，就像标语口号一样。



情怀。我看不出他自己的任何情怀流露，漫山堆积着快乐，没有一丝阴暗。我可以感受到红色的热情道义，个人摒弃了自己的个性，服从了民众共同的信仰和真理，个人能做的一切，必然是接受新生，接受红色意识形态的洗礼，重新做人，重新绘画。李可染将解放之前的情趣舍弃，如同英国布伦丹·普伦维勒在《20世纪现实主义绘画》中所言：“现在看来，在环境变得更加专制的同时，充满情感的情绪的文化形式会变得更加委婉。”热情歌颂美好和谐胜利，所有的阴暗痛苦呻吟诅咒哀怨哭泣等恶被屏蔽了。直到八十年代，李可染才尝试重新发现自我，挣脱红色意识形态的牢笼，渐渐依据自己的主观意愿重建绘画世界，才有了画牛的生机，从而令人惊叹的在古稀之年获得了全新的艺术成就。
或许此刻，李可染和其他画家们一样，坚定了艺术信条：艺术并非歌功颂德，而应是抒发艺术家自我的情感。
但是一切太迟了，等到八十年代，时间沧海桑田，过去了半个世纪。要真正脱离红色意识形态，难。
纵观李可染作品，站在古今画家性情流露的人性光辉上看，李可染是没有性情的画家，缺乏人情与个性的表白，缺乏艺术家性情的流露。“审美法庭”的背后都是“政治法庭”，其艺术审美收到了意识形态的牵制和主宰。


李可染之山水整体给人炫耀之感，像笼罩着一层英雄的光。山，不是有血有肉的山，山变为乐观主义的神圣之山。笔调如木刻，缺少了生命的力量与活力，完全满足了意识形态，反映不出个人的喜怒哀乐，没有对社会问题的自我评价，只有那个“伟大的时代与伟大的江山”。
内容。李可染的作品内容很平实，只有一片火红的画面，其作品像是一个毫无理念毫无感觉的宣传品，用意识形态的眼光取代艺术的审美，缺乏个人个性的识见。
手法。用政治的价值来替代艺术的审美价值观念，用政治逻辑的排中律来看世界，要么是好人，要么是坏人，要么是阶级英雄，要么是阶级敌人。这种非此即彼的观点，对于艺术是危险的，艺术家就忽略了矛盾且丰富的世界，其作品就缺乏乏丰富性，所有的事物都毫无缺点，只有长处，所有的山水类型化、公式化，现实主义化才，必然导致虚假与庸俗化倾向。
简单一句话，红色思想意识形态对艺术的限制，艺术对政治意识形态的逢迎，造成了李可染作品，特别是解放后三十年审美价值的不高。